《新唐书·太宗本纪》载，贞观六年十二月，唐太宗“纵死罪者归其家”，让他们与家人团聚；贞观七年九月，按事先的约定，“纵囚来归”，于是“皆赦之”。“欧阳修的《纵囚论》，论的就是这件事。在欧阳修以前，此事均被传为“美谈”，认为唐太宗“施恩德”，囚犯“知信义”。欧阳修不从众而信之，不从众而誉之，有自己的独立见解，这很可贵。

欧阳修的《纵囚论》，自有其逻辑链条。他认为以“恩德”感化“囚犯”的作用极其有限，“太宗施德于天下，于兹六年矣，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”，难道仅以“一日之恩”，而能使这批囚犯“视死如归，而存信义”？欧阳修说：“纵而来归而赦之，可偶一为之”,这话具有一定的灵活性。接着又说，不可“屡为之”，不可“为天下之常法”，则说得斩钉截铁。“若屡为之，则杀人者皆不死”，法律形同虚设，不就无法无天了吗？如果要我说，还会再加一句：可酌情为之，却不可如此批量“纵”之，批量“赦”之。

但《纵囚论》亦并非像现在不少学者解读的那样“浑然一体，无懈可击”。

欧阳修说：“信义行于君子，而刑戮施于小人。”这话就很难站得住脚。“君子”与“小人”这两个词汇，均属于道德的范畴。“小人”纵然无德，倘若未曾触犯刑律，则不可因为是“小人”而对其滥施刑罚；“君子”固然有德，倘若触犯刑律，照样也得依法惩处。法律并非专门用来对付小人的。欧阳修又说：“刑入于死者，乃罪大恶极，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。”其实却未必全然如此。君子被处死刑的，历代都有。有的确实触犯刑律，诸葛亮挥泪斩马稷，那马稷不是“小人”，要不诸葛亮何须“挥泪”，但他是立了军令状的，既失街亭，就得依法处置，军法无情。也有的并未触犯刑律，他们是被人诬陷含冤受屈的。不能因为“刑入于死者”，就一口咬定人家是“小人之尤甚者也”的。

在“君子”与“小人”之间，还有为数不少的人，既非品德高尚的“君子”，也非行径恶劣的“小人”。东汉时期，堂邑县之县民房广为父报仇杀人，触犯了刑法，被关入监狱，大概就属于这一类。入狱不久，其母病死，房广悲痛欲绝，号啕大哭。时任堂邑县令钟离意心里很不好受，便对房广说：“今欲出若，归家殡敛。有义则还，无义则已。”县里的“丞掾” 们都认为此事万万不可。钟离意说：“不还之罪，令自受之。”那房广丧事料理完毕就回到监狱，光武帝刘秀得知此事后，就下诏为他“减死一等”。欧阳修是否也会认为，这位叫房广的死囚“罪大恶极”，是“小人之尤其者”呢？

我倒以为，钟意离此举可谓人性化执法之古典案例，唐太宗的“纵囚”或受此事之启示也未可知，可惜他未能斟情为之，而“纵”之时间长达八九个月也有损法之尊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