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充在《论衡·定贤》中说到西汉吾丘寿王的任职问题。吾丘寿王起先在汉武帝身边任“待招”，汉武帝让他从董仲舒“受《春秋》”，因为“才高，通明于事”，以后又被汉武帝委以重任，去当东郡都尉，且“以寿王之贤，不置太守”，他这个都尉，可谓一身兼二任，军政双肩挑，别的都尉或太守是“两千石”，他是“四千石”。吾丘寿王上任之后，东郡的政局却无丝毫起色，“时军发，民骚动，岁恶，盗贼不息”。汉武帝赐诏书给寿王说：“子在朕前时，辐凑并至，以为天下少双，海内寡二，至连十余城之势，任四千石之重，而盗贼浮船行攻取于库兵，甚不称在前时，何也？”看来，汉武帝对此不仅大失所望，而且迷惑不解：在他身边时，“辐凑并至”，颇有谋略，乃是“天下少双，海内寡二”的奇才，这才委以重任，去了之后竟然一筹莫展，岂不令人费解？

吾丘寿王在汉武帝身边之时，如何“通明于事”，“辐凑并至”，王充没有说，查阅《汉书》，并无所获。只知道他年轻时，是因精通格五棋而被召入京侍奉汉武帝的，从董仲舒“受《春秋》”也很有悟性。此外就没有“通明于事”，“辐凑并至”之例证了。被诏回武帝身边改任光禄大夫之后，倒有两件事，或许可见他的“才干”与“谋略”。

一是关于丞相公孙弘“民不得挟弓弩”之奏言的驳议。吾丘寿王说：古时创制矛、戟、弓、剑、戈五种兵器，“非以相害，以禁暴讨邪也”。他说他只听说过“圣王合射以明教”，未曾听说“弓矢之为禁”。礼乐射御书数被称为“六艺”，“射”乃其中之一，可以《诗》、《礼》等经书以及孔子之言为证。他又说，秦并天下之后，“销甲兵，折锋刃”且无济于事，“民以锄梃相挞击，犯法滋众”。所以，“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”。如今“盗贼犹有者，郡国二千石之罪，非挟弓弩之过也”。汉武帝用他的这番话问难公孙弘，公孙弘无言以对。

    二是关于汾阴所得之“宝鼎”是否“周鼎”的问题。群臣皆贺“陛下得周鼎”，唯有吾丘寿王“独曰非周鼎”。这使汉武帝大为扫兴，于是“召而问之”，并警告说：“有说则可，无说则死。”吾丘寿王“安敢无说”，他回答得很妙：“周鼎”是上天对“始乎后稷，……成于文、武，显于周公”的“周德”之报应。“鼎为周出，故名曰周鼎”。汉自高祖以来，“昭德显行”，武帝“恢廓祖业，功德愈盛”，如今所得之“宝鼎”，是“天之所以与汉，乃汉宝，非周宝也”。这番说辞，大有“这个婆娘不是人，九天仙女下凡尘”之戏剧效果。拍马的技巧远在群臣之上，难怪龙心大悦，“赐寿王黄金十斤”。

   以上二事，可见吾丘寿王能言善辩，善于引经据典，说古道今；投其所好，能够出奇制胜，不落欲套。想必此前汉武帝就是因为他的这些能耐，看着顺眼，便以为是“天下少双，海内寡二”的奇才了。

   我由吾丘寿王，想到汉宣帝时的龚遂。也是因为“岁饥”而“盗贼并起”，已使“二千石不能禽制”，丞相、御史一起推荐了龚遂出任渤海太守。此公年逾七旬，形貌短小，看着就不顺眼，汉宣帝根本瞧不起这个小老头，一番关于“治”与“乱”的问答，方才对他刮目相看。龚遂上任后之所为亦恰如其所言，未将“乱民”视为“盗贼”，既不仿公孙弘之禁民防民，也不效吾丘寿王之空言教化，而是致力于安民济民，选用循吏良吏，罢免庸官俗吏，如此化解矛盾，反乱为治，使民“安土乐业”，使原先“盗弄陛下之兵”的“乱民”变为“弃其兵弩而持钩锄”之“良民”。与龚遂一比，就显出吾丘寿王的拙劣：既无龚遂那种对所谓“乱民”的准确定位与认知，更无环环相扣的治乱步骤，哪来什么“通明于事”的才干与“辐凑并至”的谋略？吾丘寿王或许可以侍奉皇上摆弄琴棋书画，或许可以上“百家讲坛”——如果那时也有“百家讲坛”的话——当学术明星，却难以充当安邦治国的使命。汉武帝让吾丘寿王“任四千石之重”去东郡治乱，乃是错将弄臣作能臣了。

王充在《定贤》篇中说到吾丘寿王的例，预设了吾丘寿王是“贤人”这个前提，以此来否定用“效验”来作为鉴别是否“贤人”之标准。在他看来，吾丘寿王在东郡的无作为，或许倒是因为“东郡适当复乱”而寿王“偶逢其时”。他的《定贤》篇批驳了十九种识别“贤人”的观点，这是其中之一。但我以为，王充此说，其实是不能够成立的。

不是吗，是骡是马，只要拉出来遛遛，也就一目了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