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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世民的“载舟覆舟”

(2020-03-16 07:19:4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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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人为本

革除弊政

不图虚名

励精图治

杂谈

  李世民以史为镜,最大的收获,就是明白了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的道理。
  常在一些文章里看到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的“出处”。有的说,这是唐代大臣魏徵提出来的,有的说,这是唐太宗李世民提出来的。其实,这都是错的。《荀子》一书有两处说到“君者,舟也;庶人者,水也。水则载舟,水则覆舟”,一处在《王制》篇,说的是“传曰”;一处在《哀公》篇,说的是“丘闻之”。可见“水能载舟亦能覆舟”的道理,早在战国时期的荀子甚至春秋时期的孔子之前,就有人总结过的。魏徵与李世民确实也都说过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之类的话。魏徵在贞观十一年所上的《谏太宗十思疏》中说:“怨不在大,可畏惟人;载舟覆舟,所宜深慎”,《贞观政要·论政体》中所引用的是“君,舟也;人,水也。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。”出于李世民之口的,则是他“自立太子,遇物则诲之”的实例:“见其乘舟,则曰:‘水所以载舟,亦所以覆舟,民犹水也,君犹舟也。’”这是贞观十七年的事了。显然,“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体现以民为本的思想,引起亲历隋朝兴衰的李世民与魏徽等人的强烈共鸣,并将它落实到行动中,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很深的痕迹,这或许倒是某些论者误将“载舟覆舟”的专利归之于李世民与魏徽的重要原因。
  不妨先从李世民即位之初所做的几件事,看看他如何以民为本。
  贞观之初,李世民与群臣讨论如何“止盗”,有人提出“请重法以禁之”,李世民说:“民之所以为盗者,由赋繁役重,官吏贪求,饥寒切身,故不暇顾廉耻耳。朕当去奢省费,轻徭薄赋,选用廉吏,使民衣食有余,则自不为盗,安用重法邪!”。史称“自是数年之后,海内升平,路不拾遗,外户不闭。” 
  李渊曾想以加强皇室宗族的力量来威镇天下,将与他的远房堂兄弟以及这些堂兄弟的儿子皆封为王,多达数十人。李世民即位之后,征求群臣的意见说:“遍封宗子,于天下利乎?”封德彝回答:“上皇敦睦九族,大封宗室,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。爵命既崇,多给力役,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!”李世民肯定封德彝的意见,他说:“朕为天子,所以养百姓也,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!”于是就将这数十位宗室郡王均降为县公。
  贞观元年,“关内旱饥,民多卖子以接衣食”,李世民下诏,“出御府金帛”赎回被变卖的孩子,并送还给他们的父母。次日又下诏为连续两年雨灾、旱灾、蝗灾接连不断而大赦天下。诏书中说:“若使年谷丰稔,天下义安”,即使“移灾朕身”而保全万国百姓,也心甘情愿,在所不惜。(以上参见《资治通鉴·唐纪八》)
李世民即位后曾颁诏说:“宫女众多,幽可愍,宜简出之,各归亲戚,任其适人。”贞观二年,有叫李百药的中书舍人进言,说“太上皇宫及掖庭宫人,无用者尚多”,李世民说:“妇人幽闭深宫,诚为可愍。洒扫之馀,亦何所用,宜皆出之,任求伉俪。”于是派遣尚书左丞戴胄、给事中杜正伦于掖庭西门“简出”宫女共计三千余人。(参见《资治通鉴·唐纪九》)李世民的诏书以及后面说的这番话中都有一个“愍”字。“愍”者,“悯”也,此系“仁”之发端。李世民这件事,是缓解“内无怨女,外无旷夫”的措施,也颇得“与百姓共之,于王何有”之要义。
  李世民以人为本,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,在此择其要者,分述如下。
  励精图治,尽力造福于民。李世民将诸位大臣上书言事的奏章,都粘贴于室内的墙壁上,以便进出“省览”,而且“每思治道”,往往都到“深夜方寝”。他自己以身作则,也要求群臣恪尽职守。“公辈亦当恪勤职业,副朕此意”,这是他对唐初宰相裴寂说的。对太子少师萧瑀则说:“朕以弓矢定四方,识之犹未能尽,况天下之务,其能遍知乎!”于是请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夜,并多次接见他们,“问以民间疾苦,政事得失”。(参见《资治通鉴·唐纪八》)还派遣李靖等大臣代他分行天下,考察地方官吏,询问民间疾苦,慰问高寿老人,赈济穷困百姓,起用底层人才。李世民非常关注都督、刺史的行政情况,“常疏其名于屏风,坐卧观之,得其在官善恶之迹,皆注于名下,以备黜陟”,他尤其重视县令的选拔,因为县令离百姓最近,与百姓的关系最大。(以上参见《资治通鉴·唐纪九》)
  革除弊政,减轻百姓负担。开皇时民少吏多,隋文帝听苏威之谏撤郡并州。隋末丧乱,豪杰并起,唐时一统,相帅来归。李渊为他们分置州县,授之爵禄,州县之数远超于隋之开皇、大业。如此官多民少,百姓苦不堪言。李世民决意革除弊政,下诏“大加并省”,根据地形走势,将全国分为十道,以此削减官吏。(《资治通鉴·唐纪八》)
  以百姓义安为甲兵,不穷兵赎武。贞观年间,边患不断,突厥、吐谷浑、党项、高句丽,屡屡生事。李世民深知,战争最容易给百姓带来苦难,因而不轻易发动战争。贞观之初,突厥与唐未和,“诸将争请战”,但李世民不许。日后他对萧瑀说:“所以不战者,吾即位日浅,国家未安,百姓未富,且当静以抚之”。贞观十六年,薛延陀在漠北崛起并对已经归附于唐的东突厥等部落时有冒犯,李世民与左右大臣商量说:“今御之止有二策,苟非发兵殄灭之,则与之婚姻以抚之耳,二者何从!”房玄龄回答说:“中国新定,兵凶战危,臣以为和亲便。”和亲意味着李世民要舍得一女远嫁,但为使百姓少受战争之罪,李世民赞成房玄龄的意见,并说:“朕为民父母,苟可利之,何爱一女!” (参见《资治通鉴·唐纪十二》)李世民曾对房玄龄说过:“甲兵武备,诚不可阙;然炀帝甲兵岂不足邪!卒亡天下。若公等尽力,使百姓义安,此乃朕之甲兵也。”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,贞观年间,少动了不少战事。
    不图虚名,不为虚名劳民伤财。历朝历代,都将所谓“祥瑞”当作太平之世的象征,李世民不信这个邪。贞观之初,就有诸多大臣屡屡上表恭贺祥瑞,李世民说:“家给人足而无瑞,不害为尧、舜;百姓愁怨而多瑞,不害为桀、纣”,曾有“白鹊构巢于寝殿槐上,合欢如腰鼓,左右称贺”。李世民说:“我常笑隋炀帝好祥瑞。瑞在得贤,此何足贺!”下令毁掉白鹊之巢穴,释放白鹊。李世民的态度鲜明,此后就鲜有恭贺祥瑞之事。(《资治通鉴·唐纪九》)泰山封禅,也是太平之世的盛事,贞观年间,屡屡上人表请封禅,大多都被李世民否决了,有两次李世明同意了的,也都半途而废。贞观十二年,著作佐郎邓世隆表请印行李世民的文集,被李世民拒绝了。他说:“朕之辞令,有益于民者,史皆书之,足为不朽。若为无益,集之何用!”他还以梁武帝父子、陈后主、隋炀帝为例,说他们“皆有文集行于世,何救于亡!”他亦不受“康国内附”,以为此乃“劳百姓以取虚名”。
  贞观之治,就是这样开创的。
  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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